平常的心

曾听过这样一句名言：“比起相信你所见的东西，你更可能看见你所相信的东西。”

今晚，我看了14年的一部电影《平常的心》(The normal heart)。内容是关于艾滋病与同性恋的。故事发生在1981年，一种免疫系统相关的传染病在纽约同性恋社区里出现。一位同志作家Ned看见同志朋友纷纷死去，政府却无所作为。于是，他成立同志健康委员会，呼吁公众和政府给予重视。影片对当时社会的反应描绘的非常的真实。随着艾滋病传染、死亡人数的增多，恐慌渐渐开始蔓延–”同性恋-艾滋病“联系的产生导致社会上的成见与歧视；出了柜的同志开始质疑难得争取来的性解放，而那些半只脚在外的则心惊肉跳，更加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

抛开电影，其实在不少报告上都能看到那些别有用心的字眼——“同性恋感染比率”，但不论任何时期，同性恋艾滋病人数总是远远不及异性恋艾滋病人数。因此，要说大多数艾滋病人，还是应该去找“异性恋患者”（Ned为同性恋组织奔走，寻求治疗艾滋病的帮助，但当被白宫官员询问异性恋感染人数时，没有数据他被问的哑口无言）。同性恋与艾滋病的流言，造成所谓艾滋病是“同性恋瘟疫”（gay plague）。后经证实，美国第一个病例的出现要比这个时间早很多。后来，还有一个医学家发明了一个术语——“关乎同性恋之免疫力缺失症”（GRID）。虽然这些谬论在后来都被遗弃了，但可以窥见当艾滋病悄然而至时，从大众舆论到科学界，无一例外地开始贴标签。甚至连一些同性恋自己都开始动摇，认为艾滋病是对自己罪恶的惩罚。这样的恐惧也正好应和了某些宗教的旨意。1997年，著名同性恋设计师Versace别枪杀的新闻后，依然包藏着这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心理——媒体认为Versace是被一个复仇男妓所杀，男妓被染上艾滋病……

在盲目恐慌的另一边，事情趋于理性发展。1988年，法国公众对男同性恋的支持率不断上升。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了《联邦憎恨犯罪统计法》（Federal 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），“安全性行为”（safe sex）随即成了流行语。此后，欧美很务实地做了宣传、教育。注意，不是针对性倾向罪恶的教育，而是如何防病的教育。

从不长的历史来看，这种错误条件反射在先进的国度最终犹如一个臭屁一般消散开来。而国家层面的措施，如法规、有意义的教育，是不可缺失的。人民的有些问题，比如在家下载成人电影、性倾向、宗教信仰等，是政权鞭长莫及的。倘若哪个政权要干涉这些问题，无异于改易人性，且结果也是徒劳的。影片中一再强调“自我认同”，而对于社会这个“大家庭”，家长不说话，谁敢畅畅快快地认同？

老布什时代的“安全性行为”让我感慨良多，想起Maslow的那个需要金字塔——生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爱欲归属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我实现需要，由低到高，实现一层方能晋级。算下来，性行为的需要是最低最低的“生理需要”；可在某些社会的范式下，由肉体至灵魂，都太难让人感到安全了。没结婚的性行为，那是苟且做事，邪恶而恬不知耻；结了婚的性行为，那又得负担起繁殖抚养的重担，可谓举步维艰。